《关闭小说畅读模式体验更好》

        丑的现象并没有被刻意回避，而是被突出地勾画了出来，从而面地体现出艺术之“真”。

        事实证明，就算是在崇信美的国度里，客观上也没有从根本上摈弃丑。

        当然，总的来说，在西方古代时期，人们在哲学、美学上对“丑”总是显得不够重视。

        从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圣人到古罗马时期的卢克莱修、贺拉斯、琉善直至中世纪以普洛丁、奥古斯丁为代表的基督神学，在其理论著述中，丑始终只是作为配角、作为美的对立面顺带提及，而且大多只是对丑的艺术表现进行经验性的描述或是把丑与善恶问题联系起来，没有以充分揭示出其存在价值的哲学或美学眼光去审视“丑”。

        应该作为例外提及的则起码有两个人：亚里士多德和朗吉弩斯。

        亚里士多德对丑的论述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丑”与“求知”（即“真”）的关系。

        “一具死尸，一个可鄙的动物，看上去只能引起痛感，但是如果惟妙惟肖地摹仿下来，却使人愉快，因为人们一面在看，一面在求知”。

        这与中国老庄“丑体道”的思想有相通之处；二是“丑”与“滑稽”的关系：“喜剧是对于比较坏的人的摹仿。

        然而，‘坏’不是指一切恶而言，而是指丑而言，其中一种是滑稽。

        滑稽的事物是某种错误或丑陋，不致引起痛苦或伤害??”这一思想被后来车尔尼雪夫斯基发展延伸：“丑，这是滑稽的基础、本质”，“只有到了丑强把自己装成美的时候这才是滑稽”。

        而另一位则是朗吉弩斯，朗吉弩斯在《论崇高》中虽然没有指出“崇高”与“丑”的内在联系，但他对“崇高”的论述实际上已为“丑”在艺术实践中和理论上获得相对独立的地位奠定了基础。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