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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琵琶记》罅漏太多，姑举一事概之。赵五娘于归两月即别菜邕，算至别墓、寻夫之日，不及数年，犹少妇也，身背琵琶，独行千里，纵能守身似玉，能免旁人疑议乎，张太工重诺轻财，亦贤者也，岂不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竟任少妇冒不韪之名，犯瓜李之戒，揆诸情理，俱不相宜。」

        其说法不仅得到后来杨恩寿在《续词余丛话》的认同，杨氏甚至进一步举出七项不合事理的剧情安排。

        如「子中状元三载，而家人不知;身赘相府，享尽荣华，不能自遣一仆，而附家报于路人;五娘之剪发，青葱一握，所值几何，而欲售去以营祭葬，……」等等。

        除了《琵琶记》之外，甚多戏曲则可见不完合乎现实世界情事发展常见逻辑的情节设计。

        例如角色身份与形象的不搭衬，牵涉神怪力量的介入，过度的巧合机遇，或是梦境不可思议的准确指示与暗喻等。

        不可否认的，传奇剧作一旦涉及荒诞谬悠的内容，对于其本身的艺术价值的确可能有所减损。

        如同李渔《闲情偶寄》一书所言:

        凡说人情、物理者，千古相传;凡涉荒唐、怪异者，当日即朽。

        然而在其实际创作中，仍旧可见诸多写神写鬼的剧情。

        这并不能草率归论为李渔理论与创作之间的扞格与疏离，事实上合情合理一事应建立在所谓的「艺术真实性」之上，也就是一种「新而妥，奇而确」的艺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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