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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由于二元思维模式的影响，人们大多只是看到“丑”与“美”对立的一面，而没有更面地看到二者的辩证关系。

        在中国的话则不同，因为华夏人尚“丑”、好“丑”，有关丑的艺术纷繁夺目、大放异彩。

        从远古模样并不英俊的开天辟地神盘古、人首蛇身的造人女娲，到富有“狞厉美”的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皿。

        再到魏晋唐时期石窟中那些面目丑陋的阿男、迦叶、金刚、力士佛教造像以及志怪传奇中的鬼怪妖魔形象直至宋元杂耍中的小丑和戏剧中的丑角??就能看出。

        华夏哲人们自古善“辩”，庄子就极推崇“丑”，甚至把形貌粗陋怪异的至丑之人“支离疏、兀者王骀、叔山无趾、申徒嘉”作为完美人格的代言。

        这一思想对后来中国文人乃至整个中国文化都有深刻的影响，后世道家学者、佛派学者皆不排斥丑、不回避丑，甚至会刻意追丑、求丑。

        “得精神于陋形之里”、“陋劣之中有至好”、“丑到极处，便是好到极处”??都说明了中国文化的这一“尚丑”特点。

        而明代以来，随着资产阶级的萌芽、个体意识的解放，丑的地位更是不断被提升，到了清代则得到了突出的强调，经典性的“嗜丑”作品。

        如《剪灯新话》、《剪灯余话》、《觅灯因话》、“三言二拍”、《金瓶梅》、《平妖传》、《斩鬼传》、《聊斋志异》等相继出现。

        纵观历史，可以说华夏民族从来不排斥“丑”，而是乐于述说、把玩与体味“丑”。

        对于美与丑的关系，中华古代的圣人们以其辩证的思维方式，作过深刻的揭示和精辟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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