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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绝对少不了威廉姆斯先生。爵士本来没有任何契机提及此人，但他频频把我和这位先生相提并论：“他是我从小一起长大、最亲密的挚友。很多人对他有偏见，认为他傲慢又死板，但我知道，他有着悲悯的心肠和高贵的人格，就像您一样，华生先生！能够结识你们两个，是我此生的幸运。”精神分析学派说，心理疾病患者总会把那些管用的医生当做救世主仰赖，并产生些非理性的情感蒙蔽双眼——虽然我总抨击他们的学说近乎通灵和占卜，缺乏科学依据，但他们说对了很多事。不过，爵士对于威廉姆斯先生的评价应该还算客观，毕竟他们建立了身为情敌都颠扑不破的友谊。

        天长日久，我心里渐渐存下一份“与爵士亲密交往”的人员名单，其中还有另外几名希波克拉底俱乐部成员。够资格参加格瑞斯通大宅聚会的，除了他挂在嘴边的这几位，还能有谁呀？见面时我一再恭维的“久仰大名”，还真不是纯粹的客套。

        据我所知，爵士的朋友们虽然性情各异，所幸没有过度吹毛求疵、丝毫不顾情面的人物，即使不够可亲也都尚称和蔼，算得从善如流。我实在不必担心摆出礼物后，会被人丢在那里拂袖而去。所以，就只剩下“让他们尽快使用并持续使用”一件事了。这也不难，只要他们喜欢就成了。

        当时我的手提包里，几乎满满地都是“绅士们可能用得着的小物件”，数量远超我心中的爵士亲友名录，总要保证全员出席的极端情况下也能一人一个还有富余——这些准备所费不赀，但绝对是必要投入。等我到达格瑞斯通，发现统共就来了三个人，这下选择的余地就更宽了。等我近距离观察过他们每个人的性格、习惯，就从那么多东西中拣选出最可能受欢迎的几件，并保证其中一样具有“白色、毛茸茸”的特征——此类物品我尤其精心备下了几款候选，然后就看命运的安排了：谁拿了它，谁就是杀害爵士的凶手。

        果然，绅士们看似拘谨顾虑、实则热情洋溢地笑纳了。而且正如我所料，那件命运的礼物落在了威廉姆斯先生手里。这是我最乐见的结果，因为他是这些人中最令我讨厌的那个。我还能猜不到他们这一个和那一个分别喜欢什么吗？这可是我如今的职业素养——我是个广告人，我的工作就是把商品展示于人前，让他们迫不及待地掏钱买单。如果我免费奉送还能被人不喜欢，那我就离再次失业不远了。

        在此过程中，也不得不承认美国身份为我提供的助力。劈头盖脸送人礼物，如果是英国人，也许会显得冒失；但我是美国人，这看起来就像某种异地风俗。正如我因外遇主动离婚，却仍在大庭广众之下表白我对“可怜的玛丽”的“敬重与珍视”，即便是同有美国背景的塔布莱特先生，其震惊的表情也和另两位绅士一般无贰：“上帝呀！谁能告诉我，现在的美国佬都在想些什么？！”而我那些漂洋过海、大西洋彼端的礼物——虽然我不确定英国人能从“美国制造”里感受到多少异域风情，但些许的新奇总是免不了的。

        当然，最不利的情况——万一到时候他就是没戴，我也有办法应对。发现尸体后，我让先生们立刻回去换衣服，这样我就能提前掌握他的装束。如果他硬是不领命运的情，我的包里还有一条薄薄的白色绒毯，可以等警方采纳了我的建议后，亲临指导他们布置指认场地，趁机把这条毯子披在正确的椅子上。警员们会认为这是一件无伤大雅的杂物，仆人们会猜测这是塔布莱特先生用来保暖而不慎落下的，落座的绅士会感激这宅邸令人舒适的贴心服务。只不过，如果那千钧一发的时刻，小阿尔伯特竟没注意到它，我就必须亲自做些会惹人怀疑的行为去吸引他的目光，风险骤增。幸好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总体来说，我的运气一直不错，不仅深思熟虑过的各种隐患从未爆发，就连我根本不在乎的动机竟也提前备妥了——不必我做什么，三位先生中的两个就已身染污秽，剩的一个也可穿凿附会。这对于取信警方或许颇有益处，但在我看在实无太大意义。就像我的心理学研究，只关心眼见为实的外部行为，而对玄妙诡谲的内心活动不感兴趣。动机之于案件，也是同样道理。一个人哪怕对死者有人所共知的深仇大恨，只要没有证据，也只是个嫌疑人；而一旦找到真凭实据，即使看不出任何动机，一句冷言、一个白眼都可以解释为动机。所以，关键在于证据。

        证据如何制造，基本是根据“谁拿到白色毛茸茸”再行安排，有很多临机应变的成分。鉴于我对环境的精准把控，这也不难做到。

        我杀死了爵士，布置好小阿尔伯特，从书桌上收拾起那些必须销毁的东西。感谢书房主人的条理性，他把同类相关文件——实验的合同书，我给他的回信——都扎成了一叠，省去了寻找的麻烦和遗漏的风险。当然，也别忘了那本刊有“小阿尔伯特”实验论文的我的最新著作。当我知道威廉姆斯先生读过它时，简直像挨了当头一棒，当时大惊失色又强颜欢笑的表情，希望没人看出什么。不过，幸好他读了几页就扔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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