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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刻，他就像看到了魔鬼。”

        不，这对小阿尔伯特来说，比魔鬼可怕多了。

        任何一个人，哪怕是卢斯科探长那样没养过孩子的，都能大致分辨出这突来的哭泣是无理取闹还是受惊过度，但恐怕没有哪个人，能仅凭一次就精准判定惊吓的具体来源——为小阿尔伯特的发育迟滞、口不能言干杯！

        指证这个环节，只要能执行就基本万无一失，关键的问题在执行之前——要怎么让威廉姆斯先生选中那条领结？

        首先，未必非得是威廉姆斯先生。当时在格瑞斯通做客的，有三位先生呢，他们任何一人充当替罪羔羊，我都没有意见。只要不是我就行，我不想对顶罪的人选再加挑剔。

        所以，只要他们中的随便哪一个，拿走白毛领结就好了。三个人，三件礼物，总会有人拿到，这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

        当然，我必须考虑万一哪位先生生性过于不群、严词拒绝的可能，或者他不情不愿地拿走了，却没有在关键时刻戴出来。这些风险，我也都利用自己的专业智慧，制定了应急预案。

        当爵士在信中提到，本次聚会将有他的几位至交列席，我就已经做到了知己知彼。因为，在我和爵士交往的蜜月期，为了往后白金汉宫的演讲，我装出对英国风土人情的好奇，不着痕迹地打探过他的社交状况，好知道他能引荐我结识哪些人，这些人又能派什么用场。

        爵士第一个提到了克利先生，他医学院的同窗，在他被其他人嘲笑害怕老鼠时挺身而出站在他这边，令他永志不忘。我既然能够治疗他的鲜血恐惧症，多半对同一天获病的酒精成瘾患者也有办法。他是一定要拉我去瞧瞧他的。

        然后就轮到塔布莱特先生。爵士认为我俩肯定能相处得宜，彼此都会感到亲切，因为我们都是美国长大的人。虽然俱乐部里的一些成员私下传言，这位老先生那派驻美国、身世显贵的上校父亲纯属子虚乌有，但爵士的父亲对此深信不疑。而且，作为爵士儿子的教父，在他和克利先生因为那场悲剧一蹶不振、酗酒成狂期间，独力撑起了整间医院，帮了很大的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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