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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二十来岁起，他开始在家乡附近的缙绅、官吏家设帐教书，他边教书，边习举业，边创作，直到71岁才撤帐回家。

        这几十年的科场不遇，生活的穷困潦倒，使蒲松龄产生了无可摆脱的落魄感、屈辱感和自卑感，使他对科举制度的弊端、腐败有了很深的认识。

        于是他把自己的一腔孤愤寄托在《聊斋志异》的创作之中。

        蒲松龄在科举制度中的失败，最痛切的感受就是社会上不懂得爱惜人才。

        他从自己的切身体验中认识到，由于试官的昏庸、贪贿，真才不得录用，而庸碌之辈却能飞黄腾达。

        因此，他的沮丧、悲哀、愤懑在《聊斋志异》中借谈鬼说狐发泄出来。

        《考弊司》一文就勾画出考官昏庸贪婪的面目，谴责了考场中营私舞弊的风气，无情地揭开了科举制度的黑幕。

        文中写阴间主管考试的考弊司司主虚肚鬼王有个定例，凡考生初次谒见，须割一块脾肉孝敬司主，如贿赂丰厚可以免割。

        就是这样一位贪得无厌的主考官，在堂上还要挂起“孝悌忠信”和“礼义廉耻”的楹联，用表面的道貌岸然来掩盖骨子里的贪赃枉法，所作所为，恰似人间黑暗的考场和营私舞弊的考官。

        一边是封建统治者时时标榜的庄严的道德说教，一边是封建统治者时时施行的残酷的吃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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