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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显示这上面的印泥残迹年代至少是100年以后的了?按照误差,可能都快东汉后期、冲质桓灵年间了。”
这个小意外,让中方的不少专家都有些尴尬。
最后还是跟顾玩一起来的中央科大考古系的宁主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这并不奇怪,因为印泥的年份,不一定要等同于印章铸造的年份。如果是常年使用中的印玺,表面残迹污渍比印玺本身年代晚一些,在考古时是很常见的。
滇王之印和汉倭国王印,都是授予朝贡体系内的外藩国王的,他们拿到汉帝赏赐的印信后,回国不一定会使用,所以印泥年份跟印章铸造年份相近很正常。
但广陵王是东汉宗室藩王体系内的,初代广陵王刘荆,为光武帝刘秀第九子、汉明帝刘庄同母弟。据《后汉书》,虽刘荆本人因多次谋反,被明帝惩戒,但仅仅是削其嗣爵为‘广陵侯’,然其后人刘元寿、刘商、刘条三代依然‘服王玺绶’。
可见广陵王一脉,直到东汉后期,都还是一直处在活跃状态,他们完全有可能持续使用这枚印玺。所以,14同位素丰度鉴定结论显示的年代是东汉后期,才是正常的。”
顾玩也松了口气,他还怕自己的机器,刚用了第三次,就出现掉链子的情况呢。
幸好宁主任博古通今,《后汉书》倒背如流,引经据典,直接帮顾玩把他解释不了的点给圆了。
看来,能做到中央科大的考古系主任,水平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三件东西的年代鉴定,都已经做得滴水不漏,扶桑主办方的人商量了一下,就决定五天后,趁着亚太博览会开幕的次日,在博多博物馆举办一场公开的学术发布会,向各国的考古/历史学界学者展示一下最新的研究成果,并且接受国际同行的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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