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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宋子闻等人所料，孙仲山刚刚过世，不少报纸就开始批判起来。

        上海的时事新报就刊登了如下的辛辣评论：“孙闻今日死矣，实则死者止其形骸而已，至于其精神，吾以为则死已久矣。”

        北平的报纸则更为直接和犀利，在一片悲痛和缅怀中，出现了诸多对孙仲山不利的评价。

        这些报纸没有否定孙仲山推翻清朝政府的功绩，也没有抹掉他为国家所做的贡献，他们攻击的要害是孙仲山和苏联的合作。

        自19年起，孙仲山经过思考，制定了联合苏联的路线。

        这个他晚年推行的方针一直受到不少人的批判和质疑，就连广州国民政府内部都有不同的声音，只是这种声音被孙仲山强势压了下去。

        随着他的离世，这些声音不可避免的再次出现。

        报纸上批评孙仲山要打倒帝国主义，不向外国列强屈服，可自己却和苏联合作。

        他们认为孙仲山把中国的希望放在苏联身上，推行苏联的政策并不可行。

        这些报纸大多具有资产阶级性质，背后都有军阀和政客支撑，代表着一方势力，在这个时候，自然不遗余力的毁坏孙仲山的名誉。

        所谓盖棺定论，指一个人的是非功过到死后才能做出结论。

        孙仲山还未下葬，这些人便急不可耐的跳出来批判孙仲山，有着各自的利益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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